校园丨李立昂：我78级入学后跳级回到77级

原创 2017-09-15 李立昂 新三届

老编的话：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。新三届大学生即77、78、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，聚集了“文革”十年被耽误的人才。新三届以平均6％的超低录取率，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。

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？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？本号特辟“卌年”和“校园”专题，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，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。

作者简介

本文作者

李立昂，复旦大学外文系77级。在校时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复旦大学摄影学会会长，及上海市大学生摄影协会理事。1983年赴美留学，获芝加哥艺术学院MFA（Terminal Master）学位。1988年至今任北美中华艺术家协会秘书长。长期居住在芝加哥，热爱自然风光及旅行创作，多次举办摄影展览，并为报刊与艺术杂志撰写艺术评论。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和画廊。平时爱好中英文写作及诗词赋创作。

原题：

复旦外文系77级轶闻

个性与色彩

复旦那几年里，国强兄的轶事之多只怕谁也及不上。班里少有人知道，他曾是我的中学同学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，但所有对话加起来大概不超过十次。弄不好有人会以为我们有什么过节呢。事实上我们之间从无芥蒂。话都没说几句，矛盾从何而来？

其实，国强兄所有的话都说给他自己听了。每到吃饭时，一溜小跑奔向食堂的路上，他总是提着饭碗，面相庄重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时而独自会心一笑。排队买饭菜时，不管队伍长短，他永远不停地低头看手心手背，翻过来又翻过去，嘴唇蠕动，乍看还以为他的手出了什么毛病。有一回我碰巧排在他后面，从他的肩头溜了一眼，才发现他手上写满了英语单词，念完手心念手背，两手轮番作业。

我当时就忍不住想，那今天他还洗不洗手？洗掉重写无疑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。推断起来，除非汤汁油腻弄得字迹模糊，不背到滚瓜烂熟是一定要留着过夜的。

我佩服他的坚韧不拔，真有九牛拉不转的钻劲。要知道国强兄幼年生长在美国，英语基础在我们这个所谓“高班”都是数得着的，何苦死拼如此。有时我诧异，学业竞争虽激烈，人生花季学做陈景润式的苦行僧，摒弃七情六欲到底不易，他是怎么做到心如止水的？但见他像面壁者，凝神屏息，抱元守一，真气在十二重楼流转，毫不外泄。终于，机会来了。

某周末，我们全班同游南翔古漪园，此外还有外教Simon与Caroline。正当暮春季节，阳光明媚，平时埋头书桌难得抬头的人个个兴致勃勃，谈笑风生。渐渐有人发觉，走着走着，每次在景观前停留，国强兄却不知哪里去了。

终于Caroline也忍不住问起我来。前后找了一圈，发现他正站在数十米外的树荫下，掏出小本抓紧时间背诵英语成语哩。我指给大家看，Simon摇摇头，说真可怜。我想他懂什么，快马犹加鞭，响鼓更重捶，我们国强兄含辛茹苦自有雄图，他一浅薄的美利坚小年青怎么会懂。

午餐时饭厅拥挤，碗盏叮当，人声嘈杂，一片混响。好容易轮到我们坐下，国强兄却又不见了。我找了几个来回不见他踪影，心想这里又没有树荫，吵吵嚷嚷的，还背得了单词？

正无头绪，无意间瞥见轩窗前有一截下半身，看衣着颇似国强，只是上半截俯身窗外，面向假山，一时不敢确认。走近了，听到有人在引吭高歌，歌声含混激昂，又看到其人青筋绽露，连耳后根都红了。细认果然是国强。那座假山背靠墙，和三面轩窗夹成一个小景区，饭厅的喧闹传不过来，国强兄的歌喉也只有他自己声声入耳。这有点像对着空山大吼，这个死角是一吐心声的绝佳胜地。

我拍拍他，说吃饭了。他回过神来，楞了一下，红了脸，口里呐呐地不知所云。我说没什么啦，你让我想起工厂里的大锅炉，外面层层封裹，包得厚厚实实，严丝合缝，里面却高温高压，热浪蒸腾翻滚。不过哪天管子要是漏气就是这样，而管子总有一天要漏气的。

真正听到国强兄一句内心话的，是在毕业前不久的一个深夜。

那晚我去他们宿舍，和文伟、小宁聊得起劲，熄灯很久了仍无睡意。大概是临近分手，大家顾虑少了，讲了不少掏心窝子的话，文伟兄也有几句不太符合先锋队身份的言论。

1977年高考前夕，作者在华山

国强兄一直没动静，我以为他的禅定功夫又使他物我两忘，进入睡乡了。于是大家说话更放松，历数起方方面面的不合理现象，如社会上极左影响尚存之类，又谈到知识分子以后如何立身，很有些担忧和牢骚。突然，黑暗中国强兄的头从蚊帐中钻出来，说：“阿拉忒种出身的人来了格搭能有啥个出路？只有业务搞得好一点才混得下去。”大家一时无语。

其时高考已经恢复，“臭老九”正日渐吃香，虽说有时不免还有政治寒流，前景总的来说应该是鼓舞人的，国强兄过于悲观了。走出他们宿舍时，我突然想到，他的话不正是给自己这几年的拼劲做的注解么？原来我还以为他只是争强好胜、不甘人后呢。

还有几个更有趣的“好逑”小故事，但想想有时也得为故旧讳，就不说了。如果国强兄碰巧也看到这篇短文，应该嘴角上会荡漾起一丝笑意。他肯定明白这不是揭短，充其量只是善意的打趣，源自温馨的忆旧。

校园拼搏的张驰之道

我从来做梦都不敢想，有一天我会有这种幸运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1978年一场高考，我这个没落阶级的飘零子弟、单位里干部们横看竖看都呲牙咧嘴的另类青年，被平地托起，送进了南方首屈一指的复旦大学象牙塔。

天上还真的掉馅饼，这下我算是信了。可不，78级考生刚刚报到完毕，英语专业对我们进行了突然袭击。两天接连三场分班考试下来，我稀里糊涂地随着三位学兄学姐学弟跳级到了77级高班。这一来，心理上完全补偿了我1977年高考落榜的遗憾。

然而，竞争的严酷现实马上兜头泼了我一瓢冷水。复旦外文系管这个班叫“30年来英语最高班”，实在不是随口吹嘘。要说同学里人才济济，那是低调的谦虚。叶扬、朱勇协二位，三十不到，英语已经精读了25年；张国强童年生长在美国，入学就带着native speaker的英语基础；就连年龄最小的应届生陈巽初，小时候差不多英语中文一块呀呀学语，十多年下来，随手翻阅原版长篇小说成了她的日常嗜好。

顺便说，这些都是足以在大学英语专业执教的水平，甚至超过一般中青年教师。其余人也绝非泛泛之辈，应该说都是从社会各个角落里竭力搜罗来的青年才俊。班里竞争之烈不难想见。

更要命的是，我们那位人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曹又霖老师。

曹老师讲中文或许偶然舌头打结，会有点迟疑磕巴，英语之流畅优雅却不作第二人想。教学上他坚持高强度挤、压、逼、揉、搓，全方位围剿；不是为了让你提高成绩，而是要逼出你的毛病和瑕疵来，他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帮你一一剿灭。哪怕是听写之类再小的测验，打分之严那叫惨无人道：听写时，曹老师念起来语速飞快，你的“t” 漏掉小横杆，“i” 忘了加一点，他不由分说照样算作错误扣分。

原来我心存侥幸，以为新来者会有个“法外施恩”的适应期，可他毫不容情。其结果是有一次听写我仅仅得了47分，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考试滑铁卢，实在刻骨铭心。

我发现，我的“阿喀琉斯脚跟”（Achilies Heel）是对语音的反应不行。毕竟不是生长在说英语的环境里，大部分拼错和漏掉的单词不是我不认得它们，而是语音和脑子里的拼写脱节。周围一圈请教下来，良方只有一个：死呆在听音室里，耳朵里听出茧子来。

于是我开始去听音室。几次下来收效甚微，困意倒是耳机一带上就来。再看看经常和我一起同去听音室的跳级学弟张国平，人家已经头戴耳机倒伏在录音机跟前，枕在手背上，鼾声震天了。我推推他，说你怎么了？他说没事，太困了，眯一会儿。我受他鼓惑，也把额头抵着手背眯起来，但怎么都不自在，也不舒服。

我忽然反应过来。真想睡的话，一样是睡觉，何不睡到寝室里去。当然，这有悖当时校园内盛行的拼搏文化氛围，但那也顾不得了，反正“另类”我是做惯了的。再说室友里几位78级同年，如邹旭东，周雍新，还不是天天要睡午觉。一试果真爽。我对自己说，认得的单词念几遍就够了，听什么音？不认得的，听一千遍也没用。自然，听音室从此再也不去了。

在曹老师的高压下，我这个向来一觉死睡到天亮的人，居然在睡梦里跟人用英语对话。我警觉起来。脑子这么加班加点不分昼夜，不充分休息是不行的。原来的半小时午睡逐渐延长到三小时，最后整个下午就是睡觉。晚饭前被闹哄哄的骚动吵醒，只听得楼道里不断响起“吃饭去呀”的欢声呼叫。在楼梯上滚雷般脚步声的催促下，我一脸惺忪，拿起饭碗和热水瓶直奔食堂。

复旦体操队获上海市大学生艺术体操比赛第一名留念照

但后来我发觉，越睡其实脑子越糊涂，晚饭后我经常恍惚半天，书才能看进去。实践证明午睡二十至三十分钟，起来后精神最爽快。

慢慢地我养成了“足不出户”的习惯，晚上大家都出去夜自修，寝室就成了我一个人的天地。我心里笑话那些对此看不惯的人，心想清净还不就是为了心静；好呀，你们去外面图心静，我在家一个人享清净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整个大学期间课余自修，我一步也没踏过进教室和图书馆。

这种任其自然的散漫虽然从来就是我的天性，到底也不是完美无缺、一切美好。第二年暑期回家，发现邻居对我“刮目相看”了，给了个绰号“小大块头”。秤秤重了十几斤，看照片连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。

命运多舛的交谊舞会

大概是我进复旦后第二年吧，社会在涤荡文革余毒中飞快前行。西方资本主义的“腐朽”生活方式无声无息地潜入，上海这样的城市得风气之先，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到处可以看到交谊舞盛行起来。

复旦当局自然也不甘人后，学生会居然把还没有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组织起来，教习一番后开始对仍旧天天在书本里死拼的我们进行示范普及。

第一场舞会是不是开在“登辉堂”记不清了。只知道那天天一黑，在青春荷尔蒙的驱使下，莘莘学子们从四面八方涌到那里。到了门口，许多人却你推我让不肯进，嘴里嚷嚷着我不会跳进去干嘛，但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里张望。我到那里时，门口就这样给堵得水泄不通。站在前面的人按个头自然形成人墙，越往后个子越高，我这样的踮着脚也没法指望看到里面的人影。

实在进不去就只好攀窗子看。我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窗口。那地方一定离地面相当高，因为可以从人们头顶俯视舞厅。偌大的礼堂里面并不过分拥挤，沿着墙根围观的也就不过站着两三排人。放的舞曲是什么具有时代感的革命歌曲，歌声正在竭力和围观群众含混不清的巨大议论声浪抗争；舞池中约有八对俊男靓女，翩翩起舞，显得那样的潇洒飘逸。我心痒痒的，好不羡慕。

起初的惊奇过去后，墙外围观者开始品头论足，当然对舞姿是只能瞎评一气的。渐渐地，焦点都落在女舞伴的打扮、长相、身材上，人们甚至开始津津有味地猜测舞伴间的男女关系，想象力也越来越狂放。

我看着沮丧，听得无聊，早早跳下窗口回宿舍了。边走边想，凭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学？常听校外不少朋友谈论各种舞会，总能想法学两手吧。

周末我去一个朋友家打听。她母亲是有名的评弹演员蒋云仙，文艺界的认识的人一定多一些。不料刚把意思说出口，她的丈夫，南京前线歌舞团的舞蹈教员李指导，一听就说岂有此理，堂堂复旦大学外文系的人有不会跳交谊舞的？我来教！

李指导让我选出九对男女同学，每周一次，他亲临复旦免费教学。到了那一天的晚上，我们找好一间教室，搬开课桌椅腾出地方，兴奋地等候他的莅临。李指导很严格，替我们配好对，仔细讲解了不同的舞种和舞步，边喊口令，边对姿势一一纠正。

学员们人人兴致极高。少数兴趣特别浓厚的，顾不得专业课程高度紧张，课后自觉找时间和地点凑在一起，反复切磋练习。学会几招的人马上传授给其他想学的同学。我找来一些舞曲，几周后我们就能开办初具规模的舞会了。

很快，外文系舞会在全校独树一帜。训练过的到底不一样，举手投足显得相当“正规”，令其它各系羡慕不已。每次我们举办舞会，不少外系同学探头探脑，总想来“蹭舞”。遗憾的是，那个时期我们还没学会包容，想必得罪了不少人。

我班的苏红军是女生中公认的老大姐，平素以老母鸡展翅护雏自居，俨然是众女的代言人。别以为她的名字正统、严肃得吓人，其实她是心地善良开通的人，本人也对跳舞显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。上课时我经常收到她传给我的纸条：“这周办一次，如何？”这当然是“最高指示”，口气不容置疑，我自然照办。我的发言权只限于决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

苏大姐学舞非常努力，跳得却着实不算高明。很快我注意到，舞会上好几次老苏见男同学走过去，就会主动站起来，而他们却往往目不斜视，径直邀请她边上的年轻女孩。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妥。骂了几次不怎么见效，我只好对几个骨干分子下了“死命令”，每个男生一晚上至少邀请老苏跳一支舞曲。看到她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深感欣慰。

李指导教了大概一学期就不再来了。并不是我们学到了家，而是随着迪斯科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这种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舞蹈。我跟他说起过大家想学迪斯科，他很生气，说这算什么舞，乱扭乱跳而已，你们还要什么老师。我觉得对不起他，不过没有办法。

我那时认识好几个欧美留学生和外教，她们给我录制了大量流行歌曲和音乐。我精选了一下，和各种其它舞曲混编，足够毫不停顿地跳一整晚上。外系同学纷纷来取经，我们矜持了一段时间，舞曲也就流向全校，其中大家最喜爱的一首迪斯科曲子，后来被人叫做“外文系系歌”。

正玩得高兴，一夜之间风向突然变了。社会上刮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左风，据说是中央要求清除“精神污染”。学校当局明令禁止举办舞会，理由是影响学习，也不想想自己正是始作俑者。

我们既不服，也不愿意停下来。但公开办舞会是不行了，只能秘密串联，打游击，临时找偏僻隐蔽的地点，出其不意办它一场。有一次实在没地方，干脆堂而皇之，在离校门不远、要道旁那个上大课的教室里开起舞会来。校方的纠察人员惊慌失措，几次前来干涉都被各系学生联手顶了回去。

他们最后搞清楚了，主要的参与者都是外文系学生，就找来了我系的张指导员。张一进门就问这是谁举办的？我看一时没人吱声，就站出来说大家举办的。他说音乐是你的吧，那就是你了。我说随你怎么想，你倒是说说我们有什么不对，舞会本来就是校方搞起来的。张又搬出了舞会影响学习的说辞。我说这里那么多人，你倒是问问影响了哪一个。这时候大伙儿七嘴八舌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影不影响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

张没辙了，只好说你们影响了周围其他教室里自修的同学。我说这里有许多别的教室过来跳舞的，那边早已空了。他实在没法，就说马上要熄灯了。我们说好啊，那就跳到10点熄灯。其时约晚上9:30。没想到他们过了十来分钟就掐断了电门。大伙儿又激愤起来，找到值班纠察说没法拿书包，他们只好再度开灯。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到熄灯时间。

此后校方加紧了稽查，学校里是没法办舞会了。我们几个中坚分子只好转向参加社会上的舞会，或索性自己在校外找地方举办小型舞会，倒也其乐融融，业余生活平添许多色彩。

作者工作照

就我个人来说，这是个主要的转折点。我被系里定位为背后“摇鹅毛扇”的人物，“另类”形象再次被确认自不用说，“害群之马”的隐性标签从此就跟定了我，直到毕业。

我只有长叹一声。终究，昨天还不那么遥远。应该说，这事加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，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毕业后我最终的前途选择。